，他的声音没有丝毫温度：“签了它，等我妈情况稳定，我们就两清。”
那是一份离婚协议书。
10 未完的救赎压抑与希望，如同两条毒蛇，日夜缠绕着我。
郭母的病情在我和郭强的精心照料下，虽然没有奇迹般地好转，但也算稳定了下来，没有再出现大的反复，勉强维持着。
我和郭强之间的关系，也在这种共同的煎熬和守护中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。
他不再刻意回避我，偶尔，会因母亲的病情与我商议几句，或交代些注意事项。
我们之间依旧没有温情脉脉的对话，但那种剑拔弩张的冰冷，已经消散了许多。
我知道，他还没有原谅我，或许永远也不会完全原谅。
但我能感到，他心头那座万年冰山，似乎有了些许松动的迹象。
那些被我深深伤害过的痕迹，不可能轻易抹去，但我愿意用余生的时间，去慢慢弥补，去温暖他那颗曾经被我伤透的心。
有一天，我去医院缴费，遇到了之前在省会医院认识的一位肾病专家。
他正好来凤鸣县医院会诊。
我抓住机会，向他详细咨询了郭母的病情。
专家告诉我，如果条件允许，可以考虑肾移植，那是目前尿毒症患者最好的治疗方法，但肾源难等，费用也更加高昂。
如同一颗炸雷，在我心底轰然炸响，却也带来了疯狂的念头。
回到病房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郭强。
他听后，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我知道他在顾虑什么。
肾源，费用，都是巨大的难题。
“郭强，”我看着他，认真地说，“钱，我想办法。
肾源，我们登记，也打听亲属。
但凡一线生机，不容放弃！”
他沉默片刻，点头，声音沙哑：“……好。”
从那天起，我们又多了一个共同的目标——为郭母寻找合适的肾源。
我们开始四处打听，咨询医生，了解相关的政策和流程。
这个过程充满了未知和困难，但我们都没有退缩。
我的生活已经完全脱离了过去的轨迹。
那些名牌包包和华丽衣服，被我锁在了家里的衣帽间，乎忘了它们曾属于我。
我现在每天穿着朴素的棉布衣裤，素面朝天，奔波于医院、菜市场和我们那个简陋的出租屋之间。
偶尔，我会接到李莉的电话，她依旧不理解我为什么
